以国之名，人类文明的进退

1914年，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奥匈帝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先生，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。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：“欧洲正在发生战争，每天有几万人丧生。”

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？”

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，食人族惊呆了：“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？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！” 

——文明社会的价值观，遭遇了辛辣的讽刺。

同样遭受嘲讽的，还有人类的乐观情绪和理性能力。

1918年11月11日，面对盟国倒戈、军队哗变、国王流亡的窘境，内外交困的德国宣布投降。1/10的世界人口卷入战争，1500万人丧生——对于“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坑杀”的欧洲人而言，这的确是“万万不可想象的惨烈场面”。

事实上，此前的人们根本不相信，（欧洲）会发生什么大战。

克里斯托弗·科克尔在《大国冲突的逻辑：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》中曾写道：从1900年代开始，就连那些最博学的学者都认为，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发生规模化的战争，因为“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；军事平衡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获胜；对各方而言，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；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摒弃暴力的阶段……”

受一战影响，大量女性进入工厂，催生了女权运动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。然而，与这场战争对人类历史、对中国的影响相比，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。在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数的今天，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
20世纪的修昔底德陷阱

崛起的德国，挑战英国秩序

2014年，《经济学人》发布专栏文章：当前这个时代，和“一战”前惊人地相似。

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，它以《大宪章》、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，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。

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，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，经济蓬勃发展，电话，蒸汽船，火车等新技术应运而生。

然而在当时的世界，所有后发国家想要学习的，几乎都是“德国道路”：

· 德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欧洲超级大国法国，成为落后民族崛起的榜样。

· 德国以普鲁士式的集体主义为基础，以民族复兴为使命，是欧洲大陆文明的象征。

· 独立之后的德国，想尽一切办法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技术，但却压制启蒙思想，试图用权力之手控制自由市场。

《金与铁》：德意志崛起之路（理想国出品）

“德国道路”对弱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清朝，均以德国为师，伊藤博文和李鸿章，都曾被认为是本国的俾斯麦。

在欧洲，德国的迅速崛起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“英国秩序挑战者”的角色。

文明边缘地区的德国，向文明中心的英国发起挑战——这样的故事，在历史上一再发生，在国际关系中，被称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
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，他从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时，最终几乎都会走向战争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、19世纪末的德国人，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。

是韬光养晦、和平发展，还是挑战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？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。

“铁血首相”俾斯麦认为，德国不应挑战当前秩序，应该在国际体系下发展。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间，大力引进英美技术，发展工业，秘密推行产业政策，“德国制造”杀进各国市场，德国GDP超越了英国。

然而当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，就走了回头路。威廉二世迷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实力，并以强硬的国家形象示人，四处出击挑衅。德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欧洲的警觉，一张针对德国的包围网形成了，最终使德国陷入孤立，并一步步走向战争。

杜兰特：在有史记载的3421年中，

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！

历史学家、《世界文明史》作者威尔·杜兰特认为：人类文明的进退，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，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，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。因此，一战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，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传统之间的对抗。

国家，成了一台战争机器

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的产物。

以赛亚·伯林说，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“发炎红肿”的状态，它的起因往往是创伤感、集体的耻辱感。德国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，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，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，这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。

德国人提供了最佳的例证：民族主义就像“压弯的树枝”，自尊心越受挫，报复性的反弹也就越强烈。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们迫切希望为国出征，甚至为开战而举杯欢庆。当德国投入战争时，群众聚集在街头，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热情，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。征兵处排起了长队，在狂欢中走向战场。

英国学者霍华德也这样评价当时的思潮：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“财产”，而成为那些献身于“自由”、“民族”、“革命”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。因此，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“好”的化身，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，任何代价也不为高，任何牺牲也不为大。

为封锁英国，德国发动“无限制潜艇战”，

击沉多艘美国商船

在十九世纪的德国，宗教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宣传。在公立学校里，孩子们被灌输对“敌人”的仇恨，以及不惜一切打赢战争的渴望。为战争服役成为了公民的绝对义务，逃避兵役将受到万人唾骂，并送上法庭。

民族主义，是暴力的思想；战争，是暴力的工具。当两种暴力结合时，一个怪胎诞生了，这就是军国主义：国家的使命就是打赢战争，全社会都要为战争不惜一切的牺牲，男人都要上战场，妇女和孩子要去参加劳动，私人财产可以随时被征用，企业要去生产武器。

法国将军福煦说：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战争的时代。这种战争是疯狂的，因为它注定会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耗尽……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。”

“重回野蛮时代”

当热血青年们怀着英雄幻梦，走上憧憬中的战场上时，他们被惊呆了。

在战争的第一次冲锋中，就有6万英国人在机枪扫射中倒下。消息传回英国，一所贵族女校的老师告诉学生们:“你们未来的丈夫都沤在弗莱芒的烂泥里了。”

一线作战的官兵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战场，索姆河会战的5个月中，130万人丧生。凡尔登战役被称为“绞肉机”，100多万条生命被绞杀。

1918年，死在机枪前的英军士兵

更可怕的是，年轻人不仅要去死，还死得毫无意义。

“一战”绝非什么建功立业的英雄时代，士兵不过是炮灰和草芥。几十万人的战死，甚至都不会让战线向前推进一公里，而各国战争统帅的下一个反应则是发电报给国内，再征用几十万年轻人上来。

热血没有任何价值，激昂的爱国热情到了后期只剩下恐惧和麻木。英国学者富勒这样描述战场，“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……世界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。”

民族主义的狂热幻梦，在走上战场的那一刻就崩溃了。

这场席卷人类的巨大浩劫，在战场上并没有决出胜负，却在观念的崩溃中结束。

对无数底层士兵来说，胜败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，因为“狗娘养的战争”终于结束了。但是对于狂热的爱国者来说，战败的耻辱都是卖国贼造成的。

沙皇俄国没挨到战争结束就亡国了。后方的军队拒绝上战场，随后发生了兵变，沙皇被废黜，布尔什维克不承认选举失败，演变成乌托邦暴力革命——苏维埃在一战的夹缝中诞生了。

接下来，奥匈、奥斯曼帝国都垮台了。德国扛到了最后，基尔港的水兵起义演变全国的大动乱，威廉二世被迫流亡海外，德意志帝国变成了共和国，一个名为阿道夫·希特勒的下士痛哭流涕。

一战中遭受的屈辱，造就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

一战为世界带来了什么？

▍文明的大毁灭

一战之前的150多年，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，在哲学、科学、经济、艺术等领域，都达到了在人类文明的高峰。

而当战争结束时，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，四年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，毁灭了四个古老王朝。欧洲经济全面衰落，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蔓延，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。

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惨痛教训，欧洲要为他的愚蠢和残暴付出代价。

▍乐观主义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

整个十九世纪，西方人活在对理性主义的乐观想象中，深信人性是善良的，认为科学、技术和工业会引领人类的前进，让人类走出贫穷和愚昧。

然而，这种幻觉伴随着一战被打碎了。一战证明：人性中的恶无穷无尽，当正确的观念无法普及时，科学和工业会成为杀人的工具，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恶。

“技术带来 文明”的悖论：

毒气和机枪大幅提高了杀伤效率

▍贵族阶层的消亡

在欧洲，贵族有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传统。然而，一战中，贵族大规模死在战场上。伊顿公学的校园内，至今留有一块一战纪念碑，5650人参军服役，2624人伤亡。

一个充满文化教养和社会担当的阶层瓦解了，世界回到了大众的时代，民粹的时代。民粹的崛起，为更大的世界灾难埋下隐患。

▍乌托邦思潮的兴起

一战带来的贫困和动乱，导致了大量民众和知识分子接受左翼思想。乌托邦主义迅速兴起，并最终从欧洲蔓延到远东。

▍塑造了二十世纪的格局

在欧洲的衰落中，世界重新分为三大阵营。

第一阵营是自由主义的美国、英国。未受战火蹂躏的美国，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。

第二阵营是民族主义的德国，他们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败亡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，才宣告了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彻底瓦解。

第三阵营是代表乌托邦主义的苏联。一战之后，苏联开始崛起，二战之后，成为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苏东剧变，苏联解体，乌托邦主义遭受挫折，却至今并未终结。

20世纪的先知——哈耶克和米塞斯，都参与了一战。

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

回顾历史，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巧合：

大战爆发一年后的1915年，陈独秀《青年杂志》创刊，高举“民主与科学”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。

大战结束一年后的1919年，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，北洋政府在凡尔赛所受的屈辱，引爆了国内的“五四运动”，从此救亡压倒启蒙，中国堕入了暴力革命的深渊。

对此，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认为：1911年清王朝覆灭，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，而此时的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乱：民族主义猖獗，乌托邦主义盛行，就连艺术审美都非常劣质。因此，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。

也就是说，中国真正“开眼看世界”时，能接触的，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：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。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，甚至可以说，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，都受这两种观念支配。

一直推崇欧美的梁启超，写下了《欧游心影录》。他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左转：一战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的死亡，从此整个世界就要走上乌托邦主义之路。

杨奎松在《革命》系列中写到：正是在1920年代初，陈独秀等启蒙人士从原来的温和立场转向了激进的暴力革命；而闻一多、梁实秋等留学生代表，在海外饱受种族主义歧视，也因此仇恨西方、爆发爱国情绪。

周策纵《五四运动史》【绝版】

第一本深度解读五四思潮的专著

“五四”的爆发，让“民主与科学”的追求，变成了“爱国与进步”。秦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那个时代中国“救亡”与对外学习、自我改造（所谓“启蒙”）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。

所谓“救亡压倒启蒙”，如前所述，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……“救亡压倒启蒙”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，并帮助了乌托邦暴力革命的崛起。”

放宽历史的视野，才能突破认知的盲区；理清历史的脉络，有助看清未来的走向。

“一战”结束已经一百年了，一战的三大产物——自由主义的美国、乌托邦主义的苏联、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，奠定了20世纪的历史基调，并影响至今。

一百年过去了，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，见证了苏东的巨变。作为战争的余烬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陆续灰飞烟灭。世界秩序似乎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，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。一百年后的今天，遭遇新的挑战的世界秩序，又将何去何从？

一百年前，中国人觉醒图变，开始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明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中国没有拥抱到文明之花，却俘获了西方文明废墟上的残砖断瓦，并长期陷入激进主义的泥潭。

从晚清大变局到现代中国，中国遭遇了诸多不幸。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曾追问：“大灾难为何没有带来大觉醒？文明为何总是迟到？”这一追问，应成为我们百年忧思的起点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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